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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1961年1月20日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给秘书田家英的信。信件图片来自中央档案馆。内容如下：

田家英同志：

（一）《调查工作》这篇文章，请你分送陈伯达、胡乔木各一份，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（文字上，内容上）。

（二）已告陈胡，和你一样，各带一个调查组，共三个组，每组组员六人，连组长共七人，组长为陈、胡、田。在今、明、后三天组成。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，低级的不要。每人发《调查工作》（1930年春季的）一份，讨论一下。

（三）你去浙江，胡去湖南，陈去广东。去搞农村。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，一人为组长，二人为组员。陈、胡、田为大组长。一个小组（三人）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，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。中间队不要搞。时间十天至十五天。然后去广东，三组同去，与我会合，向我作报告。然后，转入广州市作调查，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，连前共两个月。都到广东过春节。

毛泽东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

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，至要至要！！！毛泽东又及。

信中所提的3人，田家英当时任毛主席的秘书、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；陈伯达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；胡乔木，当时任毛主席的秘书、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。《调查工作》一文，值得是毛主席1930年5月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。1964年收入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时，将原题《调查工作》改为《反对本本主义》。

要理解这封信，我们必须回到1961年初那个冰冷的冬天。此时的中国，正深陷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谷底。1959年至1961年，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旱涝交替，粮食产量锐减。

与此同时，“大跃进”和“人民公社化”运动的后遗症全面爆发。浮夸风、共产风、命令风、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“五风”盛行。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，各地虚报产量，导致征了“过头粮”，农民手中无粮，饥荒蔓延。

各级干部们报喜不报忧，层层传递上来的是经过粉饰的“捷报”。毛主席身处庙堂之高，所能看到的数据和报告，与现实情况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他逐渐意识到，他可能被封锁在了一个用谎言构建的信息茧房里。

毛主席老人家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，他深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在1960年底的一次会议上，他痛心地说：“现在看来，建设只能逐步搞，恐怕要搞半个世纪。” 他决定，必须重返实践，重拾他革命年代的法宝——调查研究，来摸清真实情况，找到出路。

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的秘书，他不仅文笔斐然，更以正直、务实、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而著称。他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笔杆子和助手，也是党内公认的“秀才”。毛主席选择田家英来牵头这次调研，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。

按照毛主席的要求，田家英、陈伯达、胡乔木三人，分别带队开始了调研。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了浙江嘉善魏塘公社——这是一个毛主席所书的“最坏”的典型和富阳东洲公社——这是一个毛主席所说的一个“较好”的典型。

他们睡在农民家，吃糠咽菜，听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真实情况：公共食堂如何难以为继、农民如何饿肚子、浮夸风如何害死人。在嘉善县和合生产队他们发现，粮食亩产从400斤暴跌至145斤，食堂里烧的是羊头草和胡萝卜粥，社员全年收入不足22元。他们顶着压力深入11个小队，用15天时间摸清了“五风”如何吞噬生产力的实情。田家英含着眼泪听取农民的哭诉，最终形成详实的调查报告，向毛主席作了痛彻心扉的汇报。

陈伯达、胡乔木的调研情况也大致如此。

这次大调研的直接成果，就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制定和通过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即“农业六十条”）。这个文件纠正了“共产风”等许多“左”的错误，特别是取消了备受诟病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，明确了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，让农民得以休养生息。这在当时是挽救农村经济于危亡的关键一步。

在毛主席的带头下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大批领导干部深入基层，“调查研究”成为1961年的主旋律和关键词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极端困难。